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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软实力逆差,打造“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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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号刊发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吴旭的《扭转软实力逆差,打造“中国梦”》一文。作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 “软实力逆差”。消除这种“软实力逆差”,中国需要在硬件上有大动作,更需要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为此,中国没有必要“不高兴”,应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根本途径在于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中国梦”。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国过往的错误,恰恰源于对于外来模式如郑人买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和不可复制性,相信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不二法门。以下为全文。

一个大国崛起或复兴的道路,往往艰辛而漫长。能够真正扭转乾坤、从强手如云的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历史机遇,不仅珍贵稀少,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凡成功的大国,不仅要有深厚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要有一整套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模式、文化传统和政治架构,而且更能够抓住每一个历史“拐点”所赋予的机会,审时度势,当仁不让。现在的中国,就站在这样一个求之不得,但又稍纵即逝的历史拐点上。从纯粹硬实力的角度衡量,中国自身巨大的发展惯性,使得这场持续了30年的“追赶和超越赛”,失去了原来的悬念和轰动效应。单纯从能源消费、制造业能力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已经在总量上超越了所有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都保有着令人艳羡的顺差。目前,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

中西方的“软实力逆差”

   在由西方主要媒体掌控的“国际舆论竞技场” 上,“软实力逆差”集中表现为:中国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的政策意图被歪曲解 读,中国的解释申辩被压制淡化,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这种“软实力逆差”造成的结果,经常使中国、中国政府和普通中国人,在国际舆论场上感到没处说理,有口难辩,甚至费力不讨好。2008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从西藏事件到四川地震,从圣火受阻到奥运准备,无不显露出这一逆差之大、之深和潜在的伤害性。就在不久前,美国的官员和媒体还在强词夺理,把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主因,归结 为中国的储蓄过度。

消除“软实力逆差”,需要中国在硬件上有大动作,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一种“公道良心”的自我反省评审原则,但如果机械地应用在对外公众外交的实践中,特别在应对涉外危机事件时,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迂腐滞钝,遗害无穷。此外,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上的弱势,很多时候源于我们找不到自己发声的平台,没有训练有素、熟悉对外传播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没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受众群。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国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拟议的“外宣媒体旗舰”的战略投资计划。其实,这是中国消除“软实力 逆差”的必需步骤和必要投资。从时机上看,也是正当其时。硬件上的投资,不光是摩天大楼和设备器材,还要有专业的研究培训机构,详细周备的目标国“持筹人”档案体系,独立、专职、带有基层草根性质的公关组织和支持团体。

公众外交,从本质上讲,既不是卑躬屈膝,也不是认输服软;它是为一个国家最大限度提升“软实力”,并最终为实现各项战略利益而服务的。“软实力”虽然依托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存在,但两者并不一定共同进退,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实力的争夺,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面对着不同的目标,采取着不同的战略战术。相比而言,一个国家对公众外交和国家形象的投入,是最惠而不费、投入产出比最合算、效果也最久远的投入。

中国没必要“不高兴”

当下,《中国不高兴》愈发炒热了中国“情绪指数”在世界心理版图上的分量。可是,当横纵向展开历史的坐标系,审视目前世界政经发展的大格局,真正让中国人集体赌气、“不高兴”的理由,其实并不多。即便有一波波针对中国“和平复兴”而引发的妒恨、恐惧、苛责和刁难,严格说来,这些都属于背景杂音,不值得动肝火。何况,总是以愤怒、生气、不高兴的心态示人,似乎对于一个民族心理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历史参照坐标系,建立一个长远、平实、客观的基准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调整自己民族的整体心态。

首先,要对世界的大形势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过去的这30多年,在人类史上都属于不可多见的和平发展阶段。放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世界市场成形的大背景下,连美国一直大声鼓噪的反恐战争,其实也只不过是局部插曲而已。对于中国来讲,这更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机遇期。现在,经济世界格局走到了一个除旧布新的拐点上。发端于美国并迅速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化的一次不可避免的重心调整过程。上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属于“美国制造”,而且也是以美国为轴心建立的旋转体系。但是,随着中、印、俄等经济体在世界比重中的窜升,美国的全球化轴心已经带动不起其周边失衡的附着体。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次重新选定重心,再次全球化的过程。以此推断,未来的30年绝不可能再现过去30年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平稳、平衡和平静。

其次,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 “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术刊物《外交政策》,在20105月一期将马克思的模拟肖像推上了封面。放在5年前,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胜利。因为,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国过往的错误,恰恰源于对于外来模式如郑人买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和不可复制性,相信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才达到了孔夫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级境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理由,更没必要花费时间去“不高兴”。虽然还不至于满足到“没事偷着乐”的地步,但远观近瞧,中国更应该保持的心态是冷静、警醒和节制。

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

让绝大部分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懑、不平的,更多是源于西方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包括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这就更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 “不高兴”了。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及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史无前例”的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却希望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不妨想想我们自己的例子。鸦片战争以后,几代知识精英的奔走呼号,但中国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甚至近邻日本的印象看法,仍旧令人沮丧地停留在原地。跳回西方对于中国“认知逆差”和负面“印象鸿沟”的问题,也可以以此推论。

其次,我们很多人的愤懑不平,还是源于对于西方人、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整体理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过高估计上。也许是西方哲学著作读得太多的缘故,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社会“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理性极限”。有些评论者将中国人的这种过度崇尚西方理性的心态,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殖民地化”倾向。例如,即便中国拿出钱来,供全体6400万法国人来北京、上海转一圈,来个“新中国豪华游”;可以想见,虽然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会“雷”倒一大批法国人,但其回国后的“游后感”,仍会让许多中国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一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难道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固执、可笑地误解和曲解别人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动辄“不高兴”了。一笑置之足矣。

最后,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虽然塑造一个和谐世界的发展环境与相对积极的软实力空间,能够极大降低中国的发展成本,增加中国的安全系数。但是,如同国家发展机遇一样,很多这些外部条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味地为了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缚手脚,甚至被左右情绪,就更是得不偿失,舍本逐末了。其实,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与其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务烦恼,不如切实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更长远实际。

为世界打造“中国梦”

具备了构筑“软实力”的硬件,这只是一个必要的开端;要真正彻底地解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关键还是软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形象,传播什么样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整体国际形象,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印象”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中国的历史、政策、文化、产品以及所接触过的一个个中国人。要把所有这些文化的碎片、现实的符号、情感的律动归结成一个统一一致的集合象征体,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以前的对外传播和交往中,我们的外交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博大精深、错综复杂的文化历史面前望而却步,或者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精要地描画这一深刻变动的古老文明。“和平崛起”“和谐世界” 等战略框架和口号,更多地是着眼于国外的战略决策者和意见领袖,而不是针对那些普普通通、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国外民众。用现代形象管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广告词”和“象征符号”太不贴近群众了,缺乏视觉触摸感和情感想象力。

这方面,“美国梦”的形象营销推广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当“美国梦”的光环逐渐退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世界打造一个崭新、动人、令人神往的“中国梦”呢?

“中国梦”是一个图景,但更是一种模式。中国的复兴和腾飞,正在书写着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文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没有对外掠夺和侵略,没有对外种族奴役和侵压,完全靠着本民族的勤劳、隐忍和智慧,走出了一条令人信服、更值得后起国家效仿的复兴之路。“中国梦”既是世世代代中国人追寻的梦想家园,也是未来世界人类生存模式的一个范本。这里有家庭邻里的和睦,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大局观”“天下观”以及贯穿儒、道、佛三教、深入人心的“和为贵”处世哲学。在整个世界走到21世纪这个“大拐点”的时候,上述的每一个要素都愈发显得重要和珍贵。当然,中国现在还有诸多问题,更面临数不清的严峻挑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有自己的梦想。现实的不完美,更不是阻止我们推销自己梦想的理由。

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与其他国家的梦想相比,中国的畅想中挟带着更多穿越漫长历史隧道后的深邃和平实,也有着经历过无数沉浮磨砺后的包容和力量。“中国梦”只能由中国自己来打造,但这个梦想可以属于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