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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候任特首的草根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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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一个潮湿的周日上午,香港深水埗的一家酒楼里挤满了人。梁振英坐在争先恐后向他表达诉求的贫困街坊中间,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他还将一些有机食物赠送给街坊,以此表达“人人有机(会)”的祝愿。

  7月1日,梁振英将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这位候任特首有着显赫的职业生涯——曾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曾是戴德梁行控股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担任过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与这些精英背景形成反差的是,他在这个富豪云集的城市里保持着明确的草根情结。他不喜应酬,与富豪打交道时“显得木讷”,却愿意坐地铁去香港最贫困的地区天水围走访;下区时,同僚们多西装革履,他却要么换件棉毛衫,要么穿普通Polo衫;他的皮包曾被考证“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他在博客上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并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最低工资上调到8000港元。

  这种平民视角与亲民作风,同样体现在梁振英的执政理念中。他曾撰文写道:“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

  在候任特首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振英明确表示,相对于富裕问题,贫穷领域更是他“工作的方向”。

  上周,他提出在香港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等问题。

  事实上,这种平民色彩充分体现在梁振英的性格上。

  他的老同学林国荣回忆,梁振英“不食用鲍鱼,不饮靓红酒,饮的都是几十元一支的”;平时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一次聊到深夜12点,他坐的士回家,我问他为何不叫司机来接,他说那么晚了,不好叫别人”。即使在进驻候任特首办公室后,梁振英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作风,他特意将订购的瓶装水调整成用水壶烧水。

  虽然保有温和低调的性格,梁振英的行事风格却丝毫不乏魄力。

  改革开放初期,年仅24岁的梁振英越过罗湖桥,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香港房地产行业人士之一。具有标志意义的深圳首次土地拍卖,中英文版本的标书便是由他撰写的。

  1996年年底,董建华高票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时任特区筹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要在投票报告上签字。当时的总监票人就是梁振英。那天,他特意到“国货店”挑选了一支国产的“英雄”牌钢笔请钱其琛签字。在他的建议下,钱其琛还将这支钢笔当做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董建华。

  在香港,梁振英的成长史常常被视为“狮子山下香港精神”的有力佐证。

  他出身贫寒,一家人住在没有厕所的公共宿舍。为贴补家用,上小学时,他每天要到附近的塑料厂帮妈妈拿很重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做塑胶花,一肩高一肩低的毛病就此落下。

  这些童年的经历,让梁振英对于香港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去年,他带女儿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摄影展,照片拍摄者都是香港的贫困儿童。在一张大家乐茶餐厅的照片下,一个9岁的小女孩写下了“大家乐是有钱人吃的”的标题。

  “镜头下的这些灰色地方,无法靠计算机加工变得色彩斑斓。”梁振英指着这些照片提醒在场的随行人员。这场摄影展的组织者何喜华对记者说:“梁振英是真的希望香港人能生活得开心一点,不是装出来的。”

  早前,为了让贫苦孩子对未来有憧憬和希望,梁振英任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曾专门组织过一次活动,让天水围几百个学生走进中环参观律师、测量、会计等工作。梁振英中学时的师兄、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这样评价他:“不忘本,真心关注弱势群体。”

  当选特首后,梁振英发表感言称:“我们要思考,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如何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留下一个更繁荣、更公义、更进步的香港。”

  如今,梁振英的“走基层”行动已经覆盖了全港18个区。他在天水围的露天广场上记录市民意见,在旺角朗豪坊分发宣传单;他会记下生意困难的报摊主的电话,也会和深水埗的街坊共度父亲节。

  在竞选成功后,梁振英曾给香港市民写过一封信,承诺愿意在阳光下接受700万市民的监督。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日后,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一心一意为香港!”

 

(责任编辑: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