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勇，在谈到他的书艺成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完全是沾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光。这话没错。
　　所谓天时，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俱兴、万象更新。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起了中国这艘航船的风帆，吹绿了荒芜十年的书法园地。改革开放给他营造了一个学习书法的大气候、大氛围，给了他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环境，任他展翅翱翔九天，任他奋鳍墨海弄潮。
　　所谓地利，是他身处人文环境最佳的首都。北京作为历朝历代的千年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故宫博物院、天坛、颐和园、北海、景山、长城、十三陵等众多的名胜古迹，给他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书画长卷；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荣宝斋，以及众多的书画展，使他感受到浓厚的现代文化气息。这使赵勇心灵的窗扉向四方洞开，承载八面来风。
　　所谓人和，是因为京都自古繁华、藏龙卧虎。京华形胜，风云际会，文人云集，墨客荟萃。早在学生时代和基层连队时就崇拜和心仪的一大批书画大师名家，如郭沫若、舒同、启功、沈鹏、欧阳中石、李铎、刘炳森、夏湘平、李苦禅、靳尚谊、吴冠中、刘大为、韩美林等皆会于此。这给赵勇创造了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良机。他可以找到自己最佳的切入点和坐标点，拜最好的老师为师。
　　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加之整个大环境的变化，需要他画的已越来越少，而需要他写的越来越多，于是他把精力从画完全转移到字上。为了进一步提高书写水平，他决心拜师学艺。
　　在星光灿烂的书苑画坛上，赵勇的目光聚焦到李铎身上，他决心拜李铎为师，向李铎学字。

二
　　赵勇之所以拜李铎为师，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缘于他对郭（沫若）老书风的情有独钟。
　　郭沫若，一代雄才。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文学巨匠、书坛泰斗。其书法自成一体，独秀成峰，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书坛的秉旗执旌者，不仅享誉东瀛扶桑和整个东南亚，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
　　早在学生时代，郭老那古拙沉雄、雍容遒劲、洒脱流畅的书风，使赵勇一见倾心、意往神追。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临摹郭体，然而，他始终不得要领，找不准感觉。大凡学书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字写到一定程度，往往陷于自我的迷宫。这时候极需有人给他指点迷津，方能识其堂奥。就在赵勇苦恼之际，李铎以郭体书写的郭老《满江红——粉碎四人帮》使他的眼睛豁然一亮。
　　那是1977年的元旦，赵勇在报纸上看到李铎书写的郭老《满江红——粉碎四人帮》，那神似的郭体使他爱不释手。郭老的《满江红》给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李铎的名字也因此在神州大地上不胫而走，被誉为“郭体传人”、“郭沫若第二”。有诗为证：
　　铁画羲之骨，银钩郭老风。
　　妙笔为大众，诗书一炉青。
　　1978年底，赵勇再次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铎的作品。作品正中是“丰碑”两个大字，落款小字是“天安门诗抄：岁月聚悲思，花环寄哀情。古今谁无死，民心是丰碑。戊午冬月，李铎”。那刚劲雄健的郭老书风不仅使赵勇心驰神往，而且使他在崇敬郭老的同时，又十分心仪李铎。
　　见贤思齐。赵勇反复地临摹李铎的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竟然摹仿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
　　对李铎的心仪，使赵勇渴望见到李铎，拜他为师。然而，偌大的北京，到何处去找？入夜，他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李铎老师，你在哪里？！

三
　　求师心切的赵勇自从进入空军大院以后，便四处打听李铎的工作单位。应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老话，原来李铎就在近在咫尺、仅一路之隔的军博！这使赵勇喜出望外，决心登门求教。
　　赵勇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李铎的情景。那是1979年的十月，北京正是枫叶流丹、秋菊怒放、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他带了几张习作走进了军博。刚走到李铎办公室门口，他的心里不由得打起了小鼓，一阵紧张起来。办公室挺大，里面有三四个人正在办公，他不知道哪个是李铎。正张望之际，靠近门口的人问他：你找谁？“李铎。”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我就是”，里面站起来一个个子不高、体格健硕的中年人。李铎那一脸和善的微笑，消除了赵勇的紧张，他走到李铎的办公桌前，说明了来意，把带来的习作请李铎讲评。
　　李铎一眼就看出赵勇是在摹仿他的字，便说：你最好不要学我，要学古人的，要从临帖开始。刚说了两句，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铎接完电话，便说“小赵，真对不起，我有急事要走，我们以后再谈”。
　　自此，赵勇认识了李铎，成了他的学生，而李铎也成了他的良师益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俩的师生感情日渐深厚。这种深厚的感情伴随他们一起跨过了二十世纪，走进了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