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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客家历史人物—诗人、雕塑家李金发

中华五千年 2008年01月14日17:29 (来源:中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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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南粤客家的忧郁少年
   李金发在一首怀念故乡的诗中曾这样写道:“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藤荆碍路,用落叶谐和/一切静寂,松荫遮断溪流。”这“远出南海一百里”的地方,就是地处我国南疆,号称“岭东上国”的广东梅县。梅县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在现代有新中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叶剑英元帅,近代则有“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爱国诗人 丘逢甲,辛亥革命烈士温生才、陈敬岳等。
   1900年11月21日,李金发出生于梅县梅南镇罗田径上村的一个华侨之家。原名李权兴,别名李遇安,“李金发”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其他的笔名还有李淑良、金发、今发、蓝帝、肩阔、弹丸、瓶内野蛟三郎、片山潜雀等。
  梅县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也是著名的侨乡。李金发的家庭,就是梅县成千上万华侨家庭中的一个。
  李家的祖籍为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传到李金发已是二十三代,而李氏家族是第七代才迁到罗田径这个地方来的。李金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贫苦农民。父亲李焕章像梅县大多数华侨一样,也有一部饱和着血泪的奋斗史。他二十岁左右曾在一个堂叔的盐店里做工,后冒险到离南非洲左岸不远的英属毛里求斯岛去谋生路,并在经营“糖房店”上取得成功。于是他一面在海外经营他的事业,一面则在家乡梅县购置田土和兴建房舍“承德第”。
  李焕章先后娶夏氏和朱氏,共生下李金发兄弟五人和姐妹八人。李金发为朱氏所生,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母亲朱氏是性格很和蔼的人,虽没有文化,但对子女颇有家教,很受乡里人称赞。李金发开始懂事不久,他家的新居承德第即已建成,父亲李焕章也从毛里求斯告老还乡,而将那里的商务交给李金发的大哥权秀去处理。
李焕章回来后,为了让儿子将来能到南洋去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他经常教育儿子当“志在四方”,并围绕“勤俭”和“字墨算盘”这两个中心对儿子进行严格的管教。李金发兄弟大清早起来,要将“三堂两横”的承德第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去上学。农忙时节他们要和大人一道参加耕田、打禾、晒谷、放风车、看牛等各种农活。而生活则过得十分节俭,平时常以粥和杂粮为主食,肉食极少,每十日八日才能略尝到一点油荤。过分的节俭影响了李金发的健康,造成他儿童时代不断为各种疾病缠绕的痛苦。加上父亲“字墨算盘”教管也极严,简直不让儿子有余暇去自由玩耍,连蹦跳、嬉笑、大声叫喊、吹口哨以及游水等都在禁止之列,稍有放肆即呵斥责骂,使李金发感到生活的乏味和爱的缺少。而母亲由于兄弟姐妹太多,也就常常无暇顾及,不能事事体贴入微。所以李金发曾感叹说:“我的童年是在无生趣中过去的。”这种管束过严、缺乏生趣、少爱多病的童年生活,就在李金发身上埋下了孤独、忧郁的最初的种子。
   李金发六岁开始入本乡蒙馆“破学”读书,那时还是前清末年,先生教的是《幼学琼林》和《圣谕》之类。到了民国初年,乡中蒙馆改为小学,但教学内容和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逐年增加了一些《诗经》、《唐诗》、《左传》之类较深的读物。
   1915年,李金发在本乡小学毕业后,开始到梅县县城的高等小学(相当于后来的初中)读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国文之外的数学、物理、地理、英文、国画、体育等新的课程。但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主要看重中文,而李金发也主要对国文课较有兴趣。高小三年,李金发主要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其间,父亲李焕章于1915年夏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1917年冬,李金发高小毕业,但拿不到文凭,因为教育厅规定实行秋季始学、秋季毕业,他们须再读半年才成。学生们一怒之下,纷纷退学,李金发也随之退学回家,在闲居无聊中打发日子。他后来深悔自已由于“先天的遗传”,“从小就多愁善病,对一切都悲观,没有勇气向前奋斗”,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考入县城第五中学继续读书,因为担心一旦落第太失面子。退学以后,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李金发面前: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当时他已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进入青春时期,性格又偏于孤独内向,本来就有不少苦闷和烦恼,更何况又碰上中途辍学,为前途问题所困扰,于是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苦闷彷徨之中,成天躲在书房里,耽读《玉梨魂》一类的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和《牡丹亭》一类的戏曲,特别是把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读得如醉如痴,“倦了就睡,醒了再看,养成徐枕亚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这在李金发的性格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童年时代在他身上埋下的孤独、忧郁的种子,此时由于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的熏陶而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化,使孤独忧郁、多愁善感成为少年李金发的一种精神气质乃至审美情趣,而正是这种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成为他日后在法国与以忧郁为重要美学特征的象征派一拍即合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1919年初,李金发与高小同学黄礼泰等一起赴香港,先入谭卫芝补习学校读英文,半年后转入圣约瑟中学(俗称罗马书院)。后者是一所教会学校,李金发在这里接受了一段短暂的英吉利式正规教育。到本年底,终因思家心切而告别香港,回到家乡罗田径。
  回家过后,很快就是旧历的新年。新年过后,在母亲朱氏的主持下,李金发于1919年春与自幼即被收养作童养媳的朱亚凤结婚。婚后过了一段甜蜜、安适的生活,并开始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了不少唐诗和其他古化诗歌,以及评述历代诗作的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并开始学着写了一些旧诗。
  按照“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和家训,李金发是不能长期在家株守的。不久,在二哥权荣的催促、鼓励下,经与在上海的一位同学联系,李金发遂决定在当年暑假以前到上海去继续求学。

                       二 卷进赴法勤工俭学的大潮

李金发于1919年夏来到上海,当时正值兴起于20世纪初的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很快被卷进了这一股时代的浪潮,从而铸成了他到法国留学的命运。

李金发来到上海之初,曾考虑过入复旦大学,还报考过大同书院和几所学校,但均未入学,因为他很快就被另一种选择所吸引。当时,上海是赴法勤工俭生出海的必经港口,一批批勤工俭学学生陆续从这里乘船赴法,上海的报刊也正大力宣传勤工俭学的好处,而恰好与他同住的青年中有两人是极热衷于勤工俭学的,对他作了不少鼓吹,致使李金发对赴法勤工俭学也十分神往和跃跃欲试了。他先考进了上海的留法预备学校,准备先打下一定的法文基础和学习某些工艺技术,以便到法国后有一谋生的手段。但学校在正式上课之前,即听说第六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即将放洋,名额还很多,愿去者可从速办理手续。李金发和他的几位同学遂加入这颇带传奇意味的冒险,决定即刻去法国了。

与一些抱着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的宏愿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不同,李金发当时的人生信条还只是一个笼统的“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和家训,并在这一想法的支配下四处寻找读书上进的机会。而赴法勤工俭学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他是带着一定的盲目性卷进这场赴法留学的大潮的,而这就决定了李金发后来在法国与留学界主流的隔膜与疏远。

1919年11月,李金发和他的同乡林凤眠等十六多位有志勤工俭学的青年一起,登上一艘英国商船离沪赴法,同船者中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等。由于李金发第六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大都未经国内留法预备学校培训,不懂法语,实际上并不能立即开始“勤工”。所以他们抵马赛后,很快便由法华教育会安排在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先学法语。

在枫丹白露,李金发虽未“勤工”,但立即开始了“俭学”。当时他们的学费和膳宿费是由法华教育会直接付给学校,钱数不多,学校对他们的安排也就因陋就简。住宿条件很差,校内甚至没有供学生洗澡的浴室。李金发等好几位学生因初到法国不久,还未得到家里的接济,无钱购买大衣,以致他们不得不轮流穿起一位姓黄的同学的旧大衣到街上去洗澡。尽管生活十分清苦,李金发在学习上仍非常刻苦用功。在课堂上听不懂一位法国教师马丁先生讲的“现在”、“过去”、“将来”这些时态,他就在课后捧着字典自学,成天“坐板凳,翻字典,呢喃,抄录”,“攻苦异常”。几个月后,他就居然可以借助字典阅读都德的《小东西》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文学作品了。

半年过后,即1920年夏秋,李金发和林凤眠等同乡的五六个同学又转到法国东部的布鲁耶尔市立中学就读了半年,读的也是教中国学生法语的“特别班”。在此之前,他们这些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上的关系,从当年2月底以后有关费用即由学生自理。从此,李金发和林凤眠便属于自费留学。但他们都不愿再读“特别班”仅学语言了,而决定开始专业上的学习。

林凤眠选择的专业是绘画,而李金发选择了雕塑艺术。李金发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一是醉心于法国那些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认为这是中国还没有的艺术,很有发展前途;二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认为文艺是高尚的事业,值得一生努力。同时,有一次他和同学到森林里去游玩。随手在树上刻了一个“L”,同学们都加以称赞,说他有雕刻的天资,于是便决定学习雕塑。

1921年春,李金发与林凤眠一起进入位于法国中部的第戎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美术启蒙教育。但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师资缺乏,他们二人回顾在此半年,所获无几,于是便经第戎美专校长的介绍,到国立巴黎美术学院的雕刻教授布谢和历史画大家高尔蒙教授名下去深造。

从枫丹露到第戎这座“百钟之城”,一年半期间,李金发首次确定了自已事业的方向,完成了从语言学习的过渡与转换,并开始向他向往已久的巴黎进发了。

 

             三 巴黎拉丁区的艺术学徒

李金发和林凤眠于1921年秋来到巴黎,并一起在拉丁区塞纳河路的小旅馆里。那是穷留学生和下层市民的聚居区,同时又是弥漫着不寻常的文化历史氛围的地方,历史上许多名人如罗丹、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莫泊桑、笛卡尔等都是从这个贫民区奋斗出来的。

巴黎美术学院位于拿破仑路,它是法国艺术的最高学府。因为第戎美专校长的介绍,李、林二人很快被学院收录,李金发收在布谢教授门下,参加雕塑班的学习,林凤眠则收在高尔蒙教授的门下研习绘画艺术。在此之前,已有徐悲鸿、方君壁等在那里学了很久。          

李金发来到巴黎之时,正是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画派和以罗丹为代表的雕塑等新派艺术风摩法国艺坛的时候。但是,以学院派为主的巴黎美院的教授们仍坚守传统艺术的阵地,以古典的、写实的技术法来教学生。绘画班以木炭画为主,雕塑班以泥塑为主,上课的主要方式就是让一群学生围着男女裸体模特儿,去素描或雕刻。

李金发是一个“极肯下死功夫”的人。而此时的他决心要做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些痕迹的艺术家,因此在学习上就更加勤勉刻苦。他一面在学校上课,一面还自已广泛涉猎了法国历史的美术名作。在学院,他主要按照教授的指导,进行写实的美术技巧的基本训练,一般都是上午在课堂上画模特儿或练习泥塑,下午做大理石雕刻。为了学做肖像雕塑,李金发经常将黏土带回拉丁区旅馆的半室里去练习。他日后回国在雕塑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肖像方面,可能与他此时的研习有关。他还同时致力与炭画、油画、素描和速写的训练,常在下午挤出时间到蒙巴那斯大街的“自由画室”去速写人体(著名画家徐悲鸿、雕塑家江小歉和诗人艾青等都曾先后在这里画过模特儿)。

由于李金发“肯下死功夫”勤奋学习,他在主攻的雕塑方面进步相当快。1922年春,他为同在一起留学的林凤眠和刘既漂各做了一个石膏像,并让工匠照模型做成花岗石雕像。在朋友的怂恿下,他把这两个头像送到规格很高的巴黎春季展览会去参展,没想到居然都被选中了。这是中国人雕塑作品第一次入选巴黎美展,因而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李金发在巴黎美院期间,保持着自幼养成的“少年老成,束身自好”的态度,置身于繁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圈子之外,过着一种节俭清苦和孤独寂寞的行活。他曾回忆说:“那时我的生活真简单,一天食两餐,花六毛钱,早餐也不常食,衣服冬夏皆是一套黑哔几”,“没有女朋友,没有中外诸色人的交际,没有人保护(那时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孩子),没有人指导,全是自已死用功,自已摸索,没有物质的享受,所谓花都的纸醉金迷,于我没有份儿。我是门外汉……”(《我的巴黎艺术行活》)

在巴黎美院,李金发等作为居国新生,备受法国学生的歧视欺侮,林凤眠甚至曾被强行脱下裤子,两殿涂上许多油彩,引起李金发的极大愤慨。他还目睹了一些家境贫寒的模特儿的悲惨遭遇,其中有的老模特儿当场晕倒,有些稍有姿色的女模特儿则常被一些纨绔子弟强行发生性关系。有些学生借“化妆舞会”纵欲的行径也为李金发所不齿,他讽刺说:“能在特殊的领域外发泄他们原始时代的兽欲,是现代文明的特产吧。可惜我们以前抱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没有参加过这个盛会。”(《邂逅》)

可以看出,李金发与他所生活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他在异国所过的孤寂清苦的生活,所受的异国学生的歧视和欺侮,以及所见到的种种人间悲惨、丑恶的现象,都使他自幼形成的多愁善感、孤独忧郁的性格有了新的内函和发展。再加上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那种颓废倾向的影响,于是就使他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孤独、忧郁和悲观之中。这种悲观的情绪,在他此时的雕塑习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常从学校挑一些泥土到拉丁区小旅馆那狭小的房间里,做些《未腐之先》《耶稣》等充满颓废、苦难色彩的塑像。一次一位教大理石雕刻的教授到他的住处,不料一开门就吓得这位教授连退几步,因为他的雕刻都是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鬼之窟。这种情景和气氛,可说是生动地照出了李金发这个艺术学徙此时的精神状态。

 

                        四 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

在巴黎美学院时期,李金发来回逡巡于艺术王国和诗歌王国之间,读了不少法国象征派特别是波德莱尔和魏尔仑的诗,而正是波德莱尔和魏尔仑把他引入了象征诗歌的殿堂,使他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

李金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客家山区的留学生,之所以会走到象征派的门下,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他自幼形成了与象征派诗人类似的孤独忧郁的性格;他有着象征派相近的对于世事的不满、绝望和悲观;他在少年时期形成的欣赏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那种多愁善感情调的审美趣味,与以忧郁为重要美学特征的象征派诗歌之间,也有着某种曲折、奇特的沟通和契合。虽然到法国后他接触了一些人道主义及左倾读物,但由于与留学界主流的隔膜与疏远(当时由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勤工俭学界针对北洋政府和法国当局的好几场大的斗争他都没有参加),所以他对现实的不满并没有将他推上积极抗争的道路,反而使他的悲观、消极情绪更加浓重,成为他迅速接近象征派的一个重要诱因。正如他自已所说:“那时因多看人道主义及左倾的读物,渐渐感到人类社会罪恶太多,不免有愤世嫉俗的气味,渐渐的喜欢颓废派的作品,鲍德莱(按:即波德莱尔)的《罪恶之花》,以及Verlaine(魏尔仑)的诗集,看得手不释卷,于是逐渐醉心象征派的作风。”(《文艺生活的回忆》)

由于上述原因,李金发和法国象征派一旦接近,就一拍即合。他奉魏尔仑为自已的“名誉老师”,对波德莱尔也十分倾倒,多次谈到他是同时“受鲍特莱与魏尔仑的影响而做诗”。此外“,他还读了萨曼、雷尼埃、保尔.福尔等不少其他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他就是在这些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熏陶下进入诗歌王国的。”

李金发1920年在布鲁耶尔即已开始写诗(《微雨》中有一首《下午》即写与该地),但那时只是偶一为之。1921年秋到巴黎后,丑恶的现实、孤独的心境和悲观颓废的思想情绪,都把他推向象征派诗歌。这些用神秘朦胧的意象来寄托自已痛苦、绝望情绪的诗,不仅引起了李金发内民心的深深共鸣,而且还同时唤醒了他的诗的灵感。于是,他在拉丁区小旅馆那间“仅堪容膝”的房间里,在做那些《未腐之先》的雕塑的同时,也开始操起波德莱尔和魏尔仑的声调,来唱出他“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就主要写于这一时期。

《微雨》就其内容来说,无关时代和国家民族的宏大主题,而只是李金发“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的引吭高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总的来说是悲观颓废的,他就象人生道路上孤独的过客,拄着一支与自已形影相吊的手杖,在“冷风细雨”和“死神般之疾视”下,走过茺凉的“广漠之野”(《手杖》)。他虽然也曾希望自已的生命之“琴”能奏出“人生的美满”。但那阴暗连绵的“微雨”不但溅湿了窗上的帘幕,而且“溅湿了”诗人的心(《琴的哀》)。在他眼中,人生如弃妇,最终只能被命运所抛弃,“徜徉在丘墓之侧”,无人同情与理解,只有“衰老的裙裾”为她“发出哀吟”(《弃妇》)。 

《微雨》从两个方面显示了它的象征主义的特质:一是受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在诗歌审美对象的选择上,多数的诗都是面向生活中的丑恶面,大量营造死尸、枯骨、血污、寒夜、泥泞、茺漠、死叶等丑恶的意象,带有明显的“以丑为美”、“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倾向。二是在艺术方法上受法国象征派重象征、暗示的影响,喜欢通过“客观对应物”来象征、暗示自已的内心世界。而那“客观对应物”又常是闪烁不定的意象,与被暗示的内容之间是一种捉摸不定的“远取臂”的关系,需要读者一点一点地去“猜”。这就给李金发的诗带来了一种朦胧晦涩的美学特征。

李金发的这些表现了丑怪美而又朦胧晦涩的诗歌,相对于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和“五四”时期写实派、浪漫派的诗歌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古怪的东西,所以《微雨》出版后不久,他即被人冠以“诗怪”的称号。

1922年,李金发在艺术上和诗歌两个领域的成绩都是相当可观的。但同时学校里的气氛让他感到幻灭,年末又从家乡传来妻子朱亚凤服毒自杀的消息,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为了改变一下环境,是年冬他更与林风眠、黄士奇、林文静(后来蔡元培的女婿)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濒于崩溃、马克暴跌的“凶年”,而他们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的题名即由此而来。

在柏林,李金发一面在寓所自已练习雕刻和油画,一面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他很快就积下了不少诗歌新作,并着手整理从巴黎带来的诗稿。1923年2月,他编定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其中除1920年和1921年的几首诗外,主要收入了1922年下半年和1923年初的作品。三个月后,即同年5月,他又完成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的创作。

从总的倾向上看,写于柏林的《食客与凶年》基本上是巴黎时期《微雨》的余绪,也基本上保持着象征派诗的统一风格。但此时他对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歌“无人过问”而只“一意向外采辑”的现象有所警觉和不满,并开始在创作中对中西诗歌“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食客与凶年.自跋》)。可惜他当时没有找到这种沟通的具体途径,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

《微雨》和《食客与凶年》编定后不久,李金发即将这两部诗稿寄给当时在国内声望正盛的周作人,希望“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果然周作人不久即给他回信,称赞他的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并将这两本诗集编入新潮社丛书,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微雨》于1925年11月出版,《食客与凶年》于1927年5月出版)

到柏林以后,李金发认识了一位叫格塔.塑伊尔曼(Gerta Scheuermann)的德国少女(后来李金发将她的名字Gerat翻译成“履妲”)履妲是一个画家的女儿,在画家的熏陶下亦颇擅长绘画。李金发很快由一见倾心发展为一场热恋。这使李金发享有一段他一生中最具浪漫色彩和幸福感的时光,并触发了他诗歌创作的新的灵感,使他写下了不少感情细腻温柔的爱情诗。

1923年冬,李金发携屐妲一起离开柏林重返巴黎。1924年初,两人在巴黎南郊一小镇结婚,婚后,李金发仍在巴黎美术学院从布谢教授继续学习雕塑。同年夏,李金发曾偕履妲一起到法国北部的圣凡拉利海滨避暑,给他们婚后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些甜蜜浪漫的色彩。

1924年初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李金发决定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之聘,回国任雕刻教授。返国之前,他编定了他的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这些诗歌都写于李金发与履妲从恋爱到结婚的这段甜蜜幸福的时期,是“为幸福而歌”的作品,所以这本诗集一扫李金发过去诗歌中那种颓废绝望、阴骘低沉的面目,虽然表明其对人生深刻悲观的作品仍时有时现,但其主调则是爱的絮语和对幸福的憧憬。从艺术方面又明显向拉马丁、缪塞 等浪漫派诗人的作风接近,所以《为幸福而歌》大体上可视为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织的作品。这本诗集后来由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11月出版,编入文学研究丛书。

至此,李金发在留欧其间已创下了奠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地位的三本诗集。这三本诗集,特别是《微雨》的问世,在20-30年代的中国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响。褒之者称赞他为“国中诗界的晨星”、“东方之鲍特菜”,贬者则指责他的诗为“笨谜”,“模仿一部份堕落的外国文学”。但褒贬双方都否认李诗“别开生面”这样一个事实。朱自清指出李金发是中国新诗坛的一支异军,是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对李诗的缺点颇多指摘的苏雪林也承认“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她晚年批评李诗的一篇文章还以“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作为标题。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国内对于李金发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已渐趋一致,那就是:李金发是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他的诗集《微雨》的出版,是我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由萌芽走向真正诞生的标志。他的诗不仅开创了中国新诗中象征派,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一个源头。

 

                           五 学成归国的少年艺术家

1924年11月底,李金发带着妻子履妲和上海美专预约的教授头衔,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法兰西(其中有一年游学柏林),取道意大利回国。他们先在水城威尼斯盘桓了近一个月,于1925年元旦抵达艺术名城佛罗伦萨和罗马。在罗马的四个月中,李金发于游览参观之余,利用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搜集到的材料,完成了《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两书的写作。其间,他的《弃妇》一诗于本年2月发表于《语丝》第14期,署名李淑良。这是李金发的诗作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1925年4月底、5月初,李金发和履妲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日本客轮离开意大利,于6月初(五卅惨案后二三日)抵达上海。

李金发是带着为创造中国的新艺术尽一份自已的努力的抱负而“学成归国”的,但当时落后而多难的祖国并没有为他准备好一心从事艺术创造的象牙之塔。

回国后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上海美专当年招生时竟无一人报名学雕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专攻雕塑就业会成为问题)。由于没有学生,上海美专对李金发的雕刻教授之聘无法兑现,他这位“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很快就成了一个失业的艺术家。

这年12月,李金发的长子明心出世。有了自已的小家,他不能再长期依靠家里的接济,所以生计问题严峻地逼到眼前。这就迫使他在归国后的若干年里不断为谋职而四处奔波,并在文学、雕塑、美育、翻译等领域里多方出击,成为他一生中生活最不稳定、职业不断交换、工作头绪最繁杂,同时也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的一个时期。

他回国后不久曾被孙科聘为孙中山陵墓图案的评审委员,并应孙科之请试做中山胸像。1925年10月左右,李金发认识了郑振铎,开始向郑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并经郑的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同时还与田汉有了交往,曾在田汉拍摄的电影《到民间去》中饰“陪客乙”。

1926年春末夏初,李金发在上海见到蔡培元,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蔡培元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西米盎则罗》两书题写了书名,并写了一副“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的对联相赠,以示对李金发文学和艺术才华的赏识。李金发则应《申报》的要求,为蔡培元塑造了一座内铅外铜的胸像。

1927年初,李金发赴武汉谋取。经孙科推荐,获本年3月刚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同时在国际编译局和武昌美术学校兼职,结识了当时在北伐军总部任艺术股长的闻一多。春末,结识了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广东人)。由这层关系,李金发进入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任秘书。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5月份李金发在汉口《中央副刊》发表《哀熊锐同志》一文,对国民党在“清党”中大批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到了秋天,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解体,他便暂时回到上海。

 同年11月,李金发到南京找到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被蔡任为大学院秘书处秘书,兼任大学院艺术委员会委员。

1928年1月,他主编的《美育杂志》创刊,接着又于同年12月和次年10月出版了第二、三期,第四期(复刊号)则迟至1937年1月才在广州出版。厚厚的四本杂志,在广泛介绍西方美术思潮、介绍中外古今艺术精品和宣传现代美育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记录了李金发在美育方面的辛苦耕耘。

同年3月,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创建,林风眠任校长,李金发也从大学院调任该校雕刻教授,在该校任教四年。

在杭州艺术专任教期间,李金发与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名为“罗马工程处”的雕刻公司,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做了安徽马祥斌军长和上海名人李平书的铜像,以及上海南京戏院门前35尺的长浮雕。

1930年秋冬之交,其妻履妲由于思乡心切和不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携带五岁的儿子明心由上海乘船返回德国,从此与李金发分手。李金发经多方挽回不成,遂于1932年正式与履妲离婚。

1931年冬,李金发辞去杭州艺专的教授之职,关闭了上海的罗马工程处,回到广州。回粤后,应孙科之请作了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铜像,接着又应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请作了邓仲元将军的铜像。

1932年9月,李金发与刚从执信学校毕业的小同乡梁智因女士结婚。梁乃是梅县大族了出身,其曾祖父在清朝任过礼部官员,母亲是黄遵宪的女儿。次年7月,猛省出世。

1934年,李金发回国后共创作了大小雕塑作品(主要是人物雕塑)几十件,其中最著名的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军将领邓仲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等。作为对有杰出贡献和成就的人物的纪念,李金发的这部分雕塑作品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一定的历史价值。在艺术上,他特别注重在写实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作为第一代学习和引进西洋雕塑的艺术家,李金发对我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金发自1925年回国至抗战爆发前这十多年,在雕塑创作和教学之余,还创作了《世界是如此其小》等主要反映留学生生活的20余篇小说和不少散文,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岭东恋歌》,翻译了《古希腊恋歌》、《托尔斯泰夫人日记》、《魏尔仑诗抄》等大量外国作品和论著。特别是,他并没有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杭州美专的四年,他陆续创作了载于《美育》二期上的《怀旧之思》、《临风叩首》和《美育》三期上置于《灵的囹圄》总题之下的13首诗,标志了他回国后处于低潮的诗歌创作开始有新所回升。

1932年5月,《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应主编施垫存的要求,李金发在1932年至1934年陆续写了《夜雨孤坐听乐》等十首诗在《现代》上发表,加入了“现代派”的行列。1931年至1937年间他还在《小说月报》、《前途》月刊等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

据统计,李金发自1925年回国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发表诗歌新作五十多首。他这一期的诗与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的诗歌追求有着某些基本的相通之处,可作为“现代派”诗歌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只是李金发所发出的仍是波德莱尔“恶之花”式的声调,与“现代派”转向借鉴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并竭力追求西方象征派诗与我国古代诗歌所共有的“亲切”与“含蓄”的诗风,显得多少有些不大协调。另外从他自身的发展来看,他本时期的诗仍然渗透着他一贯的对人生的悲观,只不过他在巴黎时期的悲观绝望尚可带有一种少年狂生式的夸张和模仿法国象征派的明显痕迹,而回国后的感伤则掺进了一些饱经忧患后的真情实感,显得更加沉郁和凝重。同时诗歌语言也出现了由艰深晦涩向明白晓畅、朴素真切转变的一些迹象。所以他本时期的诗虽然“已非当年气概”,但仍构成他诗歌创作上有成就、有特色的一个阶段,值得重视和研究。     

1936年上半年,李金发全家由南京回到广州。同年秋,被任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

1937年7月初,李金发奉命到庐山受训。那届受训的多是全国各地中等学校的校长或校务长。但上山不久,即发生卢沟桥事变,持续八年的抗战终于爆发了。

 

                  六 八年抗战和外交生涯

李金发在庐山受训一个月,结束后回国到美术学校时,广州已处于战乱之中,学校已不能正常上课。1938年秋,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经淡水而至惠阳,直逼广州。在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之前,学校已自行解体,李金发自已也被战争抛入了难民的行列。

1938年10月,李金发携妻梁智因和次子猛省,在兵荒马乱之中经过长途跋涉,逃难至越南,经朋友介绍在中国设在海防市的战时物资运输处服务,不久被任为人事股长,在这个位置上“为国效力”了将近两年。

1940年夏,李金发又历尽艰险,和妻、儿一起由越南回到广东省战时省会韶关。是年秋天被任为广东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革命博物馆馆长。

在韶关,李金发将自已写作的斗室命名为“仰天堂”,取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之意。而他从这里发出的第一声“长啸”就是写了《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一文,痛斥汉奸汪精卫和周作人。

1941年7月,李金发和诗人卢森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文坛》月刊,李金发任主编。他在《发刊小言》中明确宣称其办刊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情绪”。

神圣的抗日战争,改变了所有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同样,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酸,感到祖国人民的苦难,对日本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的李金发,此时再也不是那在茺野中与自已的手杖形影起吊的孤独的过客,也不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发掘“恶之花”的愤世者,而是一位满怀爱国激情的抗战诗人了。早在抗战之初,他从庐山受训回到广州不久就挥笔写下了《亡国是可怕的》一诗,这首诗就像田间的那首《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著名街头诗人一样启示人们如果不愿当亡国奴,就得与侵略者战斗。在韶关期间,他又创作了《无依的灵魂》、《人道的毁灭》、《轻骑队的死》、《可怜的青年》等不少诗篇,控诉了日冠毁灭和平与幸福的法西斯罪行,歌颂抗日战士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纵观李金发写于广州和韶关的诗,在内容上突破了个人内心世界的狭小天地,转而关注丰富、悲壮的抗战现实,在基本调上一扫过去的悲观阴郁,而出现了乐观、高亢的声调,在艺术方法上则除个别诗仍留在象征派的痕迹外,绝大部分都已是写实的了,语言也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向。这就使李金发成为抗战时期诗风变化最大有诗人之一。

在韶关的一年,李金发还写了《异国情调》等三篇短篇小说来描写海外华侨赞助抗战的故事和表现客家妇女的悲惨命运。此外还紧紧围绕抗战的现实,写了不少论文、游记和置于《仰天堂随笔》总题下的不少散文随笔。这些作品后来收入散文、诗歌、小说合集的《异国情调》一书,于1942年在重庆出版。

1941年8月初,李金发离开韶关入蜀。到达重庆后,于当年11月入外交部任欧洲司第二科专员,走上了弃文从政的道路。

1942年11月,李金发被外交部派往广西柳州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以外交部专员资格兼任司令部外事处外事科科长,过上一年“投笔从戎”的战地生活。

1943年底,李金发奉命返回重庆外交部。1944年上半年在夏兴关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下半年被外交部任命为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

1945年1月李金发由重庆出发,3月底抵达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上任,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外交生涯。不久由于使馆回国,他便从当年10月起作为代办负责馆务。

1946年6月,李金发调任驻伊拉克公使一等秘书,代理馆务,在这个任上一直干了四年。

在出使两伊期间,李金发写作较少,只写过《近代波斯文学》、《巴格达的素描》等几篇介绍伊朗伊拉克使馆文化及风土人情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鬼屋人踪》,寄给家乡的《文坛》月刊发表。

李金发在驻伊拉克公使馆代办的任上一直到1950年此时,国内政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府驻使馆有的紧缩,有的撤销,大批原驻外使馆人员一下由地位优越的外交官变成了无根的浮萍,面临着今后的出路问题。驻伊拉克公使馆虽是暂未撤销的使馆之一,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已加派人挤掉了李金发的位置,所以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就紧迫李金发眼前。当时,他由于对共产党怀有很深的疑惧而不愿返回大陆。加上那时次子猛省尚在美国新泽西州读高中,儿子的学业是不能不顾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经过反复考虑,在观望了近一年之后,李金发决定全家移居美国。

                   七 海外飘零

1951年夏,李金发偕妻梁智因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巴格达,来到美国纽约。此时他再也不是中国的外交官,而是一个飘零异域的游子了。

到了美国后必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谋生。他不愿加入一些大陆流散到美国的原国民党军界政界人物的团体或圈子来谋取立足之地,又无充足的资金从事大经营活动。不久他了解到,当时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鸡蛋供不应求,如果办农场养鸡,前景颇为看好。于是他经过调查和比较,在当年秋买下了位于新泽西州林湖的一家农场。决定经营养鸡业。这位农民家庭出身,名噪一时的诗人、艺术家,在经过欧洲文化的长期熏陶,并在诗歌创作和雕塑艺术领域有过一番作为之后,终于绕了一个圈子,在此时又回到了祖辈和父辈的生活道路。

买下林湖的农场后,年过五十的李金发在这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博,而且在头几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以一种农民式的勤奋和他一向办事肯下死功夫的精神,仔细钻研养鸡的专业技术,说细了解美国政有关政策、法规,并从银行得到一笔不小的贷款,将原农场加以扩大,还配了不少机器设备,使农场所养蛋鸡和幼鸡由原来的一千八百只发展到九千只,一跃而为美国的中级农场,利润相当可观。1951-1953年,是美国养鸡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李金发经营农场最为得意顺手的高峰时期。

到了1954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全美鸡蛋生产过剩,李金发所在的东部又面临中西部廉价鸡蛋的激烈竞争,更兼社会上逐渐认识到蛋黄于身体的害处,食蛋者大为感少。这就造成供过于求的情况,蛋价一跌再跌。李金发在勉强维持两三年一,到1958年,蛋价跌至最低谷,已完全无法保住成本和去付银行贷款的利息。他再也无法支撑下去,欲将农场出卖又无人来买,到1959年初终于不得不依法将农场交出抵押欠银行的贷款(无赎取)于是八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尽付东流。他唯一感到宽慰的是,长子明心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次子猛省也在此期间从耶鲁大学毕业,同时这八年全家过上一种经济比较充裕的生活,也就不枉这“八年抗 ”、辛苦一场了。

新泽西一役失败后,年届花甲的李金发渐入老境、心灰意冷,再也无什么雄心壮志。他在将农场押出去后,又曾在海滨经营服装店一年,也因不景气而转让他人,并在上海滨赁屋彻底休息了半年,然后于1960年6月返回纽约,定居于纽约长岛。不久即加入了纽约有名的雕刻师公会,从1962年起又改在一家雕刻装饰公司任职,依靠自已的雕塑艺术的一技之长,过着一种无求于人的独立生活。当然,此时雕塑之于李金发,已完全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说不上什么的艺术创造了。其间在除了人怂恿下,做过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胸像出售外,他晚年究竟做过什么雕塑作品,就简直不为世人所知了。

李金发到美国后,1951年至1953年为创业期,集中精力于农场经营,写作较少。1953年以后,由于农场发展顺利,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所以写作逐渐增多,陆续写了不少“仰天堂随笔”寄给香港的《文坛》杂志发表。同时也为黎明(挂其岳父林语堂的名)主办的《天风》杂志和在马来西亚出版的《蕉风》月刊写了不少稿子。1964年,他将来美后所写的部分散文、小说辑成《飘零闲笔》一书,交台北侨联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李金发的最后一本著作。

李金发晚年在美国所写的散文,以回忆性散文居多,其中如《文艺生活的回忆》、《浮生总记》、《答痖弦先生二十问》等为我们了解他的生平创作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评点美国的时弊、表现爱国思乡之情也是他晚年散文的重要内容。此时期所写短篇小说,则表现了旅美中国人的生活及深深眷恋自已祖国的心曲。

李金发后来再也没有写诗(这里指新诗)。关于停止写诗的原因,根据他自已的解释,一是由于感“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自已亦没有以前写诗的兴趣了”;二是觉得自已年轻时写的那些象征派诗,只是“弱冠之年的一种文字游戏......那里能登文学史大雅之堂呢”,因此“自三部诗集出版以后,很少作诗,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觉得有自欺欺人之嫌”;三是因为他一贯认为诗歌只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而他到了中晚年以后,“自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灵感,又何苦要消磨精力,去舞文弄墨?”

李金发一向以身体健壮而自豪。但从1962年开始心脏出现毛病,因此自《飘零闲笔》出版以后,很少写作。到1971年,心脏病第二次发作,他即毅然辞去一切工作,退休在家,常看看自已喜欢的书、画报和电视消遣,有时也写点旧诗以自娱。

随着身体渐趋衰老,李金发对祖国、家乡的思念日甚。这种感情除偶尔发为文章外,也常在与梁智因的闲聊中流露出来,这一对相濡以沫、爱国爱乡的同乡夫妻,也有着多数飘零海外的华人所共有的一个最大心愿,就是叶落归根,梁智因曾在给家乡写的信中说:“我与李金发虽身在异域,然心恒在祖国”,“愿有日能来归祖国,作落叶归根之计”。但李金发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当时大陆正经受着“文革”的劫难,像李金发这样“反动”的象征派诗人是无法来的。

李金发晚年仍比较关心国内的局势,在《答痖弦先生二十问》中曾对“四人帮”横行时期推行的极左路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他对当时支撑大局的周恩来则怀着崇敬之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李金发曾很快撰文予以悼念。

不久,林语堂于3月26日去世,他又写了《吊幽默大师林语堂》一文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文中说:“不幸的消息,是在不久之前,我则在本刊里吊过周恩来总理,而今又轮到国际闻人林语堂博士了,”他认为林语堂“逃往台湾是一个失策”,对林没有回祖国大陆表示“惋惜”。李金发还颇为自信地说:“我还七十六,比你只幼四五岁,但看样子我还能活十年八年,真可以自慰了”。

但到了1976年末,李金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无效,于12月25日在纽约长岛的布里瓦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就这样,李金发带着未能叶落归根的永久遗憾,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纽约长岛Farmingdale镇的松坪墓地。

就在李金发去世的前夕,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彻底垮台,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8年12月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过去在极左路线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文艺流派和作家、艺术家陆续得到重新评价。在此过程中,李金发和他所代表的象征派诗歌也逐渐甩掉了“反动”、“逆流”的帽子,成为人们自由欣赏、研究、评价的对象。如果李金发在冥冥之中有知,他也会为祖国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而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