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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晚年诗作:卖炭翁等民生疾苦退出视野(图)

中华五千年 2010年06月10日11:53 (来源:中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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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诗人白居易到达洛阳,住进5年前他在洛阳长夏门东履道里购置的宅第。洛阳为唐陪都(时称东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东都时,便买下了这片住宅,预作自己的终老之地。其后,他历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内外官职,冗务在身,难如所愿。如今,终于奉诏为太子宾客(系东宫即太子属官),分司东都(即以太子的名义分管东都事务)。所谓“分司”,实际上并不任职,不过是对达官显宦退休后的一种特殊优待。这份并不当差的优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诗人自己有诗为证。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归隐之间矛盾、徘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长安居住,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险恶的朝廷。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中不时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写《中隐》一诗时已58岁),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合谋铲除宦官,不料计泄,反被宦官挟持。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弘志策动神策军作乱,包括4个宰相在内的大批官员被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

    白居易自太和3年春来到洛阳,到唐武宗会昌6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阳居住了18个年头。其间除在河南府尹(驻洛阳)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终日饮酒赋诗,以文会友,放情于山水之间。我们看他晚年所写的自传《醉吟先生传》,可以想见他那时期的生活常态:“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他常去游览之地,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大乘法。”太和6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夫子自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侧。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志在匡济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的大诗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独善其身”了呢?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事,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读这样的诗,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他把这颗恤民之心,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

    龙门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处被称作“八节滩”、“九峭石”的险滩,礁石狰狞,水流湍急,水道经常阻塞。船筏过此,常常翻船、搁浅。因此,即使在数九寒天,船夫筏子们也得光着身子,赤脚下水拉船推筏。常来香山寺的白居易,耳闻目睹,深为同情,忧虑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两年,他倾注自己的财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开通了八节险滩。这位寄情山水的诗人,终归未忘民瘼。但是,从他晚年留下的诗篇来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门的诗人,已经和“中隐”以前那个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他这个时期的诗作,大率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诗风,可烟火气明显淡化了。

    我们从他当谏官(元和3年白居易迁升左拾遗)时期所作《秦中吟》、《新乐府》中读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的诗篇,从《有木》那组寓言体中读到的那些讽喻诗,在他晚年的诗作中,几乎消失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新乐府》)似乎退出了他的视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诸如:抨击权贵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愤慨于权贵穷奢极欲而百姓陷于绝境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轻肥》);揭露豪门“贵有风雪兴……醉暖脱重裘……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秦中吟·歌舞》),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浮世绘式诗作也和他一起退隐。《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泪,那是弄错了时空。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

    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40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情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副闲散氛围;而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卖炭翁》、《杜陵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些名诗佳句。以白居易的诗眼,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选择,我们只能抱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