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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中华五千年 2011年03月17日14:47 (来源:中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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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中华图腾“龙”]

 

    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他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来看,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因此类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的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而中国有主体是个农业国家,这使得选择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赈济灾荒而言,“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5]。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

    最后一种是由于气象上的因素影响,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国国内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6]。这种生存竞争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

    概言之,黄仁宇所言以上三个地理环境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同时,由于东面近靠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客观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动乱、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

    这一点显然和农业生产特征相关,如果我们考察农业家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组织功能上与国家功能极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务,男子妇女各司其责,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统一,所谓“家和万事兴”,只有达到相当的统一和谐,家庭的各项功能方能行之有效,个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由此一层层扩大,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征配合到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有效生存和延续必须倚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内部功能上的和谐一致。应该说,是农业生产特征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促使华夏文明中“大一统”思想的出现。

    “大一统”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出现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化,各地区广泛的差异性使得使得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直接管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从由祭祀上天的大祭司转化而成的天子只是在名义上和理想中统一着昊天之下的广大地域,大部分具体细务的地方自治是几千年来中国的通行做法,这种名义上观念上的统一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实际相接,也才能够在中庸妥协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地方实权者的配合与合作。所以,开始它只是一种在上天治理下由内到外的一种理想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7],可见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祭祀上天的不同,后来在实际治理中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抽象的思想理念能够一代代保持延续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密切相关的。

    正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也有反作用一样,客观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这种“大一统”思想之后,它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有耐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无疑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赢秦一统中国之后,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了地理上的生存和繁盛的条件,但由于缺乏“大一统”文化的保证,便很快又陷于分裂之中,所以,刘汉王朝吸取教训后对此进行了强化,这种强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三国时期彼此都要求对自己是正统王朝的认可及统一的要求显然就是这种长期强化后的结果。南北朝之后随之而来的动乱又打乱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直到中国的重新再统一。很明显,后继每代统一的王朝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对此都一再的加以强化,以至到最后它能够牢固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功保持了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统一。

    历史事实对“大一统”实践的同时获得了强大证实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优势,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它各各方面的兴旺,这显然彰显了“大一统”思想的魅力,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中这一信念能够不断的加以延续,也由于历史追溯的渺杳而更显分量沉重。

    所以,文化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是“大一统”思想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原本是对上天祭祀中表露出来的理想,最终由于在教育上的强化以及在实际具体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扬。

    一方面由于客观地理环境需要“大一统”思想,一方面人们又在教育中有意识的强化这一思想,于是,“大一统”思想便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成长得枝繁叶茂,以至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发现想逃出它的荫惠都是徒劳的。

    二、“大一统”思想的在实际运用中几种主要形式

    我们在论述“大一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权力的绝对、标准的整齐划一是“大一统”思想的特征,其实不然。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代表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抽象理念,而并非是具体的实际或事实,和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仁”一样,它是在事实中所要求的一种原则而并非有一种完全模式化的标准,与《孟子》中所谈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样,权变始终存在于其中,根据具体的事实而加以调整。

    因之钱穆论述到“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但不能谓西周封建非统一。”[8]很显然,这已经说明:中国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形式(我在这里引用钱穆之言仅用来说明统一有多种形式,非以其言为确,事实上,赢秦之前的“天下”仅仅立于宗教意识之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局限,当时以为天下就只有今天中国的规模而已,若按其本意应指今天的全世界,所以西周严格而言其实不能算统一)。

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虽然为了应付内部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外部的掠夺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但理想和现实肯定是有差距的,在一定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存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诸侯,而相互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的话,国家的分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并非没有分裂的时候,只是这种分裂没有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名义上中国依然是统一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对上天的崇拜,而地域的限制又割裂了对外面世界的联系,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只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只要在一个苍穹之下,对上天在文化上的认识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然地域和气候的客观条件使大国在各方面更具优势一样,不仅各诸侯国治下的人民为寻求安定而渴望统一,诸侯本身也可以利用这种愿望来获得其政治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更大利益,因此会有意识的灌输统一的概念,同时灌输的还有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思想以确保统一是由自己完成。

    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在实际运用中的第一种形式,即客观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统一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现在的大陆和台湾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认可它的权威,但地方的具体事务仍处于自理的状态。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过去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客观上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因素,同时,如果地方财政和军力能够维持其独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实权者就完全可以获得自己独立治理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的权利而无法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当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必然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汉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的代表,刘汉、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角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中断是第三类例子。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响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缘于中央和地方在过去历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义上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各个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权而在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最后一种形式是政权完全的统一,国家处于中央集权之下。

这种统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满清两朝,还是由于地方诸侯的日渐强大如赢秦、杨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刘汉、朱明王朝,他们在统一的同时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对地方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宣传者,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最有效实践者。

    无一例外,这几个王朝都是异常强大的王朝,无论是对内和对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保持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如前面黄仁宇所论述的原因,由于中央王朝在这种形式下能够最大化的使用资源,因此对内部的自然灾害和外部的骚扰侵袭都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应付。事实上,统一的神话由他们再三的重申,客观上的强大又证实了他们的神话——这便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配合和对上天的崇敬形成了中国特别的文化体系。

    但是,地理上的差异与交通的不便依然存在,这些王朝为了有效的获得最大的资源不得不在解决与外部冲突的同时还解决内部的问题。元、清两朝由于本缘于外部的侵入,因此他们的重点只在解决内部自然灾害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对于赢秦和杨隋两代而言,同时解决内外的问题太难了,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解体。其余三朝都不是同时解决内外问题的(唐是先不惜示好以稳定外夷来解决内部问题,汉、明都在事先在内部保持分封以达到稳定然后再来对外),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大一统”并非一蹴而就的。

    即便在解决内外这些问题之后,治下各域的差异仍然存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使用抽象的原则来治理,甚至在税收上采取摊派的办法。所以,精确的绝对的“大一统”形式始终不存在。

    在解放初期,我国曾经试国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来统一调配资源和生产,事实证明,试图将“大一统”形式单一化精确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三、“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一样有其体系,且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庞大而抽象体系构造出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具体化,因此我在前面说到了它的几种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大一统”思想出现的目的是切实有效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它的形式都是理想与现实出现差异后加以变通的结果,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权变的思想。就目的来说,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向来都是这种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归宿。

    为此,我在这里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的时候,主要还是立足于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

毋庸质疑,“大一统”思想能够长期存在自然有其正面的影响因素在内。

    首先在于,“大一统”思想的存在使华夏一统成为必然。中华文明中由于有了这种思想,统一就成了一种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这使得当中国客观上处于分裂之时,每一个地方实力派无法太多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制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若要获得统治自己地方的合法性,他在足践帝祚之始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的归于统一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说秦汉只是开始,隋唐是加以继承,至元以后中国在政权上也趋于一种集中的统一,这显然是“大一统”思想更为深入民心的结果。

    所以“大一统”思想能够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而一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也就客观上为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统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的稳定繁荣,文教昌盛、军事强大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时政府也有相当的资源与组织基础来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很显然,国人对汉唐的记忆莫不赖于其政治经济上的空前繁盛和对外部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都是在统一集权的条件下获得的。

    如前面黄仁宇谈到得中国统一的客观性要求,中国在中央集权下更有利于国家最有效的战胜自然灾害和获得外部战争的胜利,也更有利于国家统筹资源,完成类如都江堰、长城、通济渠、永济渠等重大工程,这些无疑都对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都是在“大一统”思想下获得的,因之渲染和强化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

    从其它的方面看,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仅是源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也源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了统一和一致,统一有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伟大的华夏文明。中国文明的多源就缘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客观上促成了各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从而使中国传承的文明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也为我们的文化形式产生了作用。由于各地的差异,思想上要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准绳就不得不立足于抽象之上来建立一个羼杂的文化体系,以便于各地进行符合具体实情的操作,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象西方一样过于细分科目和知识而注重各门类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重视具体和精巧的技艺。

    这就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反面作用上去了。这些反面的影响也有几个具体的表现。

一个就是我刚说的原则标准上的抽象,无法具体细致。这种抽象是由于建立在地方差异上的一统而应运而生的。一方面,它使中国过度的注重道德品质,而轻视技能,因为无论物质上有何差异,只要道德品质上没有问题,统一就能实现,这直接导致在生产力创造发明上的落后,“帝制时代的中国,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学经典的理论原理和道德准则的人。他们认为,如各朝各代所揭示的那样,只要人们弄清了这些原理并学以致用,就能自然而然地应付从政生涯中的任何局面。……人们总是明确地把这种‘通才’看作一种典范。虽有财政、司法及其他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只能从工作中获得专门知识,并没有教授专门知识的学校。而且,这种专门知识从来就没有成为取得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公认途径。”[9]这显然是为了在“大一统”条件下符合差异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具体,在财政和税收上就不得不采取模糊的摊派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负担的不均,尤其在自然灾害肆虐之下出现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既有的丁壮比例的情况下,相对承受负担较重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暴乱,对国家的稳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大一统”思想的另一问题在于国家可能会对各地经济的发展出现片面讲究均衡的倾向,这种倾向会通过大大加重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的各项负担而阻止当地的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因之,国家始终无法做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使各地只在人多低效的圈子内徘徊。与中国相埒,西方不存在“大一统”思想,反而能够在生存竞争的挣扎中想方设法的提高效率,直接导致了生产力的变革。所以,在这方面,“大一统”思想延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自然,一种思想总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对“大一统”思想也应该辨证的来看它所起到的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去盲目宣扬国粹和对之弃如弊履都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在现代化的变革之中,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一种思想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所起的作用,正确的利用它才是我们研究一种思想的目的。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深深打上了传统的烙印,但我们的变革离不开传统的根基,同时,我国的强大也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因此,这种思想在今天更有其特殊意义。本文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有关这种思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引用文献:

    [1]《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第18-19页

    [2]《诗经.小雅.北山》

    [3]《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5月第1版第27页

    [4]《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第22页

    [5]同上,第25页

    [6]同上,第26页

    [7]《史记.周本纪》

    [8]《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北京第1版第23页

    [9]《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2月第1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