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警惕庙会文化的负面作用
文章出处:中华五千年网 (www.zh5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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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会文化是一种复合形态,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常常是民间艺术精萃与封建迷信糟粕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影响着受众。虽然各级有关部门始终对庙会进行着有针对性地疏导和管理,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尚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受到文化修养、精神素质和人生观的局限,庙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仍具有相当大的市场。

  庙会为封建迷信活动提供了公开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失去了公开兜售、传播的市场。偶尔沉渣泛起,也只是在街头巷尾偷偷摸摸进行。近些年,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开发庙会的经济功能成为一时热点。这样,本来已不复存在的庙宇、道观,又被人为复建、扩建,为迷信的死灰复燃埋下了火种。我们看到,在大多传统庙会中,供奉香火的队伍摩肩接踵,从早一直到晚,有的不惜早起,花费10几个小时,去登山朝拜。祈求祛病消灾,恳望养儿传宗,期许姻缘圆满,企盼升学提拔,希冀经商发财,有的甚至带上几岁的孩童,在幼小的心灵中烙下迷信的印痕。

  焚香供佛、顶礼膜拜的心态尽管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现实的,确确实实创造了一种对迷信虔诚、笃信的氛围,从而左右着受众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见怪不怪”,最后参与其间。

  迷信品畸形生产与消费形成互动

  庙会上迷信品和冥品的消耗,产生了一种畸形的需求。这种文化消费直接误导了生产和流通领域,生产的激增反过来又刺激了这种精神消费的攀升。使本来并不富裕的山老边穷少地区的农民增加了经济负担。

  焚香上供,敬神祭祖,迷信品和冥品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庙会消费数目惊人。南岳衡山每年朝山进香者烧掉的香纸就达1亿多元。在农村消费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这种畸形的消费走势,对生产者和商家带来了极大的诱惑,在庙会所在的区域,很快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迷信品、冥品的生产和营销行业。有些则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厂家,掉转船头转产制造起成龙配套的“财神”、“观音”,并且将销售半径不断延长,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从潮州制造的这些“神灵”,已在全国各地的商阜驻足,继而被请入千家万户。这时,庙会已不仅仅是一个供迷信活动的场所,而是一个传播的中枢与集散地,从一个中心辐射发散到无数个点,无数个点又汇集成无垠的面。结果是更多的消费者、生产者、行销者参与其间,虔诚地敬神信鬼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消费与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相互推波助澜,使善男信女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宗族势力成为庙会的潜在或直接主宰

  从庙宇、寺观的建筑上看,有相当数量的庙会是在近几年兴起筹建。组织统筹者一般是具有威望的族长;资金来源于庙观辐射范围的农家或者企业大户,捐款姓名和数额刻于功德碑,以示昭彰;施工劳力主要由出资困难的普通农户分摊。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利用这样的机制,河北深县农民在几年间就集资建起了十几座教堂。庙宇建成后,建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仿佛就自动归属于族长。

  从庙会的组织上看,起会的日期,朝拜庆典的程序和内容,参与的各路人马,秩序的维持,内外事务的处理,供品的收存等等,均由会头或族长安排。 从庙会的资金收支上看,可谓锣鼓一响,“黄金万两”。源源不断的人流、数以百计的摊点,占地费、借宿费、看车费、租赁费、功德费,都是由族长主持收支。这些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主办者权威性骤增,信任度随之增固。而这种影响力通过庙会一直延伸到日常的农家生活之中。以致在一些地方,农事生产要为庙会让路,乡村规划必经会头同意,甚至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也要族长决定。

  看来,如何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庙会这块思想文化阵地,已是十分急迫而又现实的时代课题。尤其是在各级政府不可能每年每次都花费巨大的人财物力出面组织的情况下,大多庙会回归到民间,对其疏导管理的任务就更加巨大。出于对社会主义农村长治久安的考虑和我国还不可能一下子铲除唯心主义产生的土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明确取缔和管理的规定,广泛进行无神论教育,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