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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遗址独一无二 奄国或春秋中期迁出(图)

中华五千年 2010年04月27日17:24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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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俯瞰全景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几名考古学者在江苏常州武进湖塘镇淹城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座古城由三道土城墙和三条护城河构成,而这种建筑格局,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现场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座古城属于春秋时期,古城的主人很可能是以贤德著称的季札,但是,随后的考古发掘证明,古城的主人应该另有其人。那么,为何要建这样的古城 ?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众多的疑问使考古工作者坚信,谜底或许就在新的考古发掘中……

  □1965年夏天,淹城村的村民在护城河清理河底的淤泥,就在村民将护城河内的水抽干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村民们发现河底的泥里似乎有一个大家伙,结果拉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条船形样的东西。

  村民感觉事关重大,立刻通知了淹城考古工作队。

  考古工作队经过发掘,发现这是一条早期的独木舟。早在1958年,淹城村的村民们在护城河内挖泥聚肥时,就发现了一条春秋时期的独木舟。与上次发掘的独木舟不同的是,这条独木舟体积略小。就在考古工作者对它的年代进行判断时,忽然,从不远处传来村民的呼喊声,原来,他们在护城河的中间位置又发掘出了一条独木舟。村民在取泥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陶片、铜剑头、 铜矛等等。

  发现的这三条独木舟中,最大的一条长达11米、宽近1米。独木舟由整段楠木挖空而成,内壁有焦炭和斧凿的痕迹,证明当时的独木舟是用火烤以后所造,与《易经》中“刳(读‘枯’音,挖开的意思)木为舟”的文字记载相印证。

  独木舟始于原始社会,是继筏之后出现的一种水上交通运载工具,它也是现代各类船的鼻祖。

  我国古代的独木舟形状大多是尖头尖尾,或者是头部尖而微翘起,尾部呈方形,尾部处留有未挖通的挡水墙。然而,与这些独木舟不同的是,1965年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两条独木舟尾部是敞口的,而且敞口处底板及两侧邦板十分光滑,看不出嵌有挡水板的痕迹。这两条独木舟头部两侧邦板上部均打有孔眼。

  很显然,这样的设计并不能作为水上交通运载工具来使用。考古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这是一种在沼泽和泥泞的地方使用的交通工具,全名叫独木泥橇。

  我国最早使用独木泥橇的时代是夏代。 《 史记?夏本纪》在记述大禹治水时,曾有这样的记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这里的橇指的就是独木泥橇。

  这两条独木泥橇出于内城河,肯定与开挖淹城内城河有关。

  □1986年5月,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开始对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由于子城河的河水接近枯竭,部分河道已经被当地的居民种上了水稻,考古发掘队只好先对子城河东北处的外城墙和内城墙进行发掘。

  发掘结果显示,子城河的外城墙淤泥积层厚约4米,淤泥层中夹杂有大量的碎陶片。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当在北子城河向下挖至约3.5 米深处的时候,竟然发现了许多呈原始状态的大树根桩,而河道的中间还有一条约4 米宽的自然小溪。也就是说,最初在筑淹城时的地面,应该在子城河下方约3.5米深处。

  对三道城墙的发掘结果显示,城墙内土层堆积厚薄不均,层面不平,考古工作者推断,当初在筑建城墙时并不是采用挖基槽和夯打的方法,而是利用挖河的土堆筑而成。

  有专家认为,淹城古遗址分为三阶段筑造而成,最早建的是子城,其次是内城和外城。南京博物馆经过5次考古发掘,一举推翻了这个说法,专家们认定:从三座土城墙发现的文物和土质分析看,整个淹城应该是一次性堆土筑成。

  当淹城内城河挖至一定的深度时,就会出现软泥层,在无特制工具的情况下,要想将河底中间的软泥运送到城墙边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挖内城河的人就想到了用独木泥橇作为运载软泥的办法。方法是从平地起筑,一层一层向上堆建成三道梯形的城墙。

  如今,经历了数千年风吹雨打,淹城古城墙遗址高仅剩3米到5米,墙基宽30米至40米。

挖掘独木舟

  □经C 碳-14测定,独木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似乎与西周奄国时代有关。如果认定独木舟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那么,淹城古遗址就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期筑建成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古学者卫聚贤和陈志良在《奄城访古记》中曾记载:“今常州城南二十里许有奄城遗址,亦作‘淹城’。”他们认为淹城是古奄国的领地。

  据《 越绝书》 记载:“ 毗陵县南城,故古奄君地也。”意思是说,毗陵县的南城是古代奄国的国君居住的地方。

  奄,是商代后期的一个古国名,在今天的山东省曲阜旧城东。

  相传奄君在周成王时期与商代后人武庚勾结,发动叛乱,被周所灭。据史籍记载,奄国在周公东征时其国都曲阜被灭,奄君也被周公所杀。周公不但杀了奄君,而且还将奄宫毁掉,并在原基地上挖掘成一个池塘,由此可见破奄的不易和恨奄的至深。

  奄国被灭后,奄的一部分人做了鲁国的奴隶,奄的贵族和一部分民众为求生存,南迁到淮夷旁,也就是今天的淮河下游一带 ,重新建都定居,经奄新君的苦心经营,国力大增,再次联合两个小国反周。此时,周成王正式执政,并且亲自征讨奄国,奄国再次被灭。

  战败的奄国,越过长江迁至江南定居。 而目前江南发现的春秋之前的古城池遗址中,与奄有关的只有淹城遗址。淹城出土独木舟的年代,与奄南迁定居时间相吻合。

  □如果证明淹城古遗址就是奄国的领地,考古工作者还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淹城内外,散布着上百个土墩,其中有三座土墩最大。民间传说,这三个土墩分别叫头墩、肚墩和脚墩,它们是奄君女儿的墓,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头墩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头墩是一座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的大型积炭墓,墓中棺椁葬具均已朽尽,唯有朱红漆皮依稀可辨。

  根据现场分析,专家认为这个墓里可能使用了棺木一类的葬具,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棺木已经腐烂掉了,仅剩下漆皮。另外,在整个墓的底部,发现了大量的积碳,积碳的厚度达到50厘米左右。木炭的主要作用是防潮跟防虫,头墩墓的出土表明,这个墩子的性质是墓葬,同时这座墓葬出土文物之多,规模之大,是目前所发现的墓葬中间所没有的。

  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近300件。这是同时期同类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从淹城挖掘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七件套编钟、三轮铜盘等大量青铜器皿,足以能证明主人身份的非同凡响。

  通过考古发掘,从墓里出土了五六十个陶纺轮,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男耕女织。一般来说,纺轮出土于女性墓的可能性最大。

  发掘出的文物似乎与传说相吻合。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延伸,专家们对墓葬不禁产生了疑惑:比如山东的淹城南迁的话,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过来时候肯定是要带一批器物,或者有关的一些书、一些制作器物的技术等等,但是从整个考古材料看,没有找到任何与山东奄国有关的东西。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墓葬4座,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

  依据器物造型和纹饰判断,头墩大墓的时代,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在春秋中晚期。而奄国属于西周晚期,据此可确定淹城头墩大墓的墓主不是奄国人。

土墩(墓)

  □在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座属于西周时期的墓室,也就是说,在春秋以前,淹城就有人在此生活和居住。考古工作者从护城河里发掘的文物推测,战败的奄国很可能只是在淹城生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某种突然的变故于春秋中期迁出了淹城。

  1959年,镇江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矢簋”有铭文120余字,专家对铭文考证后认为,周初在镇江丹徒一带曾存在一个周的诸侯国宜国。

  当年,周成王东征伐奄,奄国越过长江,短期内不可能对周形成威胁,因而周成王未穷追不舍,而是留下一路人马,设立一个名为“宜国”的新国。其目的是对南逃后的奄族进行监视,并伺机彻底消灭奄国。

  1981年,镇江市博物馆对武进大茅山和四项山的墓室进行考古发掘,证明奄国在春秋中期偏晚时被宜国所灭。奄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此画上了句号。

  史书记载,春秋晚期,也就是公元前547年,吴国设延陵邑时,对淹城进行了利用,将延陵邑治设在淹城。而发掘出来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大多属于这个时期。

  就在淹城的独木舟发掘不久,淹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关注。夏鼐先生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夏鼐先生认为武进奄城护城河中出土的独木舟,根据同层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的文物。但是他认为,独木舟测定结果定在公元前 1055左右,不能采用。他指出,碳-14 断代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经C14 测定,距今3055年”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淹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大多被最终锁定为春秋晚期,然而,有关淹城的形制与规模仍是争论的焦点。

  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淹城符合孟子所说“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王城建筑规模,所以是奄王之城。然而,孟子在这里谈的不是城市形制与规模,孟子的这一段话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他曾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有天时,有地利,但是你不占人和,哪怕是打一个巴掌大的小城你都打不下来。

  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东周时,超过10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十多座。其中最大的燕下都达32平方公里,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至于3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

  淹城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绝对不是王城的规模,它既不能作为王国城市形制的定规,也不能证明是诸侯造城的范本。(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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