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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郑贵妃与“立太子”的闹剧 | | | 明神宗朝的所谓“立储之议”、“国本之争”，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闹剧。原因起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下“嫡子”。而神宗早年偶然遇上一个给他送洗手水的姓王的宫女，不经意的一次随缘错爱，却给他生下了一个“皇长子”（常洛）。虽然生了，神宗并不喜欢他，只给他母亲册封为恭妃。过了三年，神宗宠爱的郑妃，生下了“皇三子”（常洵），神宗马上就晋封郑妃为皇贵妃。这时，言官姜应麟上疏说：“恭妃先生皇长子，反而位居郑妃之下，不合于将来‘立储君、定众志’的要求。请降旨首先封恭妃，其次再封郑妃。并必须明白下诏，册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神宗看了他的奏疏，立即下旨，说：“姜应麟疑君卖直，好生无礼！降边方杂职。”——这就是神宗与臣下“立储之争”的第一幕。这个姜应麟，是文官班子里以正直出名的人。姜应麟被谪，这消息传给神宗生母李太后知道了以后，很不高兴。神宗去拜见母后时，李太后故意问他：“外廷臣子们都说该早定长哥为太子，你如何打发他？”神宗说：“他是普通宫女的儿子。”太后拉下脸来说：“母以子贵，分什么等级？你不也是普通宫女的儿子吗？”（原来，李太后原先也是普通宫女，是因为生了神宗，后来才并封为太后的。）神宗惶愧伏地，无以自容。太后把他想“废长立幼”的理由，完全戳翻了。
 | | | 明孝端显王皇后像
曾经抚养皇长子朱常洛长大成人，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 |
从此，神宗便有了一种心病：他仍然想立郑贵妃生的常洵，又不敢拂逆母后。便把“立太子”的事拖着。口头上说，“皇后还可能生。”（意思是：如果皇后生了嫡子，有嫡立嫡，就没有争议了。）实际上，他想的是：如果皇后死了，那时候，把郑贵妃立为皇后，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制行事，也就名正言顺了。可不料，皇后一时死不了，而群臣却一次又一次地上疏，请他“册立东宫。”他心里烦得很，因而一遇到臣下“请立东宫”，他就随意地给他们降、调、罚、黜的各种处分。可是，朝廷里的臣子们也怪，一个人受罚，便有三、四、五、六个人来保、救，把这些保、救的人一起罚了，那“请立东宫”的奏疏还是雪片般的往上飞。神宗觉得这些臣子是故意与自己作对。
这时候，继张居正之后当首辅的，是神宗的另一位老师申时行。申时行在张居正被抄家以后，便学了乖，一反张居正“严正”的作风，采取所谓“宽柔任事”、“调和折中”之道。他看到神宗与群臣的对立，已经形成“上下不通气、中外两条心”的情势，便劝神宗不必为这些奏疏动火。可以把臣下的奏疏“留中”、“不报”。就是“搁下来，不作批示”。神宗也渐渐懂得了，这些儒生出身的臣子，是不怕罚的。你一罚他，就使他成就了“忠直敢谏”的名声。而如果随他们“讽谏”、“直谏”、“激谏”、“死谏”，你不理他，别人反而会说皇上 | | | 宫女图
明 |
“大度”。于是，从万历十八年以后，神宗就开始实行与群臣对抗的“怠工”。而且，一面怠工，一面派一些亲信太监，担任“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民财。给他派遣杨镐领十万大军去经略辽东时，那十万大军，他也只给了五十万两银子。大概，他的头，已经叫“立太子”的事完全弄昏了。
由于这“立太子”的问题，朝中有不少人受到了神宗的责罚，不能不怨恨郑贵妃。他们就形成了拥立“皇长子”的一派。而另外有一些人，想巴结郑贵妃将来可以捞点好处，就形成与郑贵妃声色相通的一派。这样一来，朝廷里面的“朋党”之间，就争斗不绝，而且往往不择手段。到万历二十六年，忽然出了“妖书案”。所谓“妖书”就是有人写匿名文章，攻击郑贵妃想夺太子位。神宗这时才赶忙在万历二十九年把常洛立为太子。但内斗一起，就不易熄灭。万历三十一年又出了第二次“妖书案”；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轰动朝廷的“梃击案”。神宗朝为“立太子”而发生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在他死后，发展为熹宗朝“阉党”大杀“东林党人”的“党祸”，加速了明朝亡国的进程。补天无用石《读史诗》曰：
封建王朝重立储，难凭私爱定贤愚。
庸君一念多情误，万里江山枕畔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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