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陵：万年吉地之首陵

　　从马甸北行40多公里，就来到十三陵。登上水库南岸的凤山，120平方公里的陵区尽收眼底。只见无尽的天穹下，是连绵起伏、远接太行的燕山山脉，坐北朝南如椅圈儿样的天寿山护卫着以长陵为中心的座座陵寝。群山中的雨水下来，形成了一个冲积小平原。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库波光粼粼。陵区东是蟒山，西是虎峪，由北而南龙凤门、石像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依次排开。了解古代人文地理、环境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山形水势正合“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意，既有山川大聚的龙脉气魄，又有藏风得水的宝密形局。

　　长陵位于陵区中心，也就是天寿山主峰的位置，主峰三峰并峙，犹如皇帝临朝身后的仪仗。天寿山的仪态万方、回转起伏、生动鲜活与王者气魄完美体现了封建帝王陵寝“觅龙”的原则。长陵的主人是明成祖朱棣，它是十三陵的首陵。中国有句成语“来龙去脉”，原意是说，山形地势像龙的血脉一样连贯着。天寿山以太行为祖龙，它的主峰周围拱卫众多的山峰，而每座陵寝的“龙穴”又恰在这些山峰的脉络上，如大峪山下的定陵、石门山下的裕陵、聚宝山下的茂陵、阳翠岭下的永陵……从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亲自选定天寿山为“吉壤”建陵开始，十三陵经历了几百年的经营，特别是陵区德胜口、碓石口等十座山口军事防御工程的建设，使十三陵形成一个完整的皇家陵园体系。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坐上龙椅后的第五年，即永乐五年，明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朱棣的皇后徐氏在南京去世。此时，朱棣已在经略燕京，准备迁都，徐氏以及自己的“万年吉地”自然要选在京师附近了。那么，是谁发现的这块风水宝地的？据当地人说是姚广孝。有一年，刚刚做了皇帝的朱棣带领群臣勘察地形，他们走遍了燕京的山山水水，什么“珠窝”、“屠家营”，什么“潭柘寺”，不是地名不雅，就是风水不正。一天，他们来到黄土山（后改为天寿山）下的龙母庄，只听庄里鼓乐齐鸣，唢呐声声。一打听，说是一户人家在娶亲。永乐帝掐指一算，“今天不是吉日，娶媳妇为何选在今日？”一行人进庄来到娶亲人家，有人禀告，“隐士姚广孝算定今日真龙降瑞，大吉大利！”于是，皇帝召见姚广孝并封其为“选陵侯”，姚广孝为朱棣选中的正是天寿山。还有一种说法是《大明兴隆传》里铁冠道人献图并指引朱棣选定的。其实真正的卜陵人既不是姚广孝，也不是铁冠道人。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临视，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1409年）五月己卯作长陵……”

　　康陵埋葬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这位正德皇帝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昏庸透顶的皇帝之一，其一生有两件荒唐事倒是“流芳千古”———

　　康陵：昏庸皇帝荒唐到死

　　康陵在陵区西北的莲花山下，现正在修缮中。来到十三陵，康陵值得一看。

　　康陵埋葬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即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这位正德皇帝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昏庸透顶的皇帝之一。他重用阉党刘谨等“八虎”，宠信钱宁、江彬等佞臣，假借微行和戡乱调戏、强占民女，15岁登基，17岁就建淫乐窝“豹房”，荒淫无度16年以致连个子嗣都没有。武宗一生有两件荒唐事倒是“流芳千古”。一件事说的是，他跑到口外一个小酒馆，被卖酒女孩儿李凤迷住了，调戏加强奸。李父回来不知坏小子是当今圣上，叫来官军擒拿。待弄明白流氓竟是“当今圣上”才慌忙跪倒求饶。武宗命将李凤带回京城的“豹房”，并为李父加封晋爵。可怜李凤刚被护送到居庸关，就从马上摔下来，死了。至今南口还有李凤墓。京剧《游龙戏凤》就是据此演绎而来。另一件事是说，正德十四年八月武宗假借平叛，实则率军到南方游山玩水。在清江浦一片水塘里划船玩耍，不想失足落水，并由此身染风寒终至不起（明熹宗朱由校也有这种怪癖，也是划船嬉水受惊而亡）。武宗死后葬于金岭，当地百姓管金岭叫莲花山，即“恋花山”，暗喻武宗一辈子拈花惹草。

　　康陵坐西朝东，背后是五峰耸立的莲花山，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或隶或楷，或工整或舒展，或阴刻或阳凸，让人浮想联翩的城砖铭文。

　　康陵在明末甲申年（1644年）曾遭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毁坏，出于对腐败朱明王朝的仇恨，他们放火烧了康陵明楼。明亡后康陵又屡遭劫难，特别是民国以后，兵匪祸害更甚。好在地宫未遭盗掘，宝城墙体基本完好，至今能清晰地看出城砖上的铭文。这些铭文标明的是城砖产地、时间和监造官府、官员姓名等。各类铭文几乎包含了我国汉字楷、隶、魏等各种风格的字体，有的肥厚敦实，有的笔锋遒劲，还有的类似瘦金体，和谐中透着飘逸。

　　在城砖上镌刻铭文无疑是为了确保质量，一旦发现粗制滥造可以从窑户一直追查到相关政府官员。应该说，十三陵城砖的质量是上乘的，不然绝不会历经500年风雨仍岿然不动。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康陵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宝城外墙上有一些风蚀洞，说明虽为皇家造砖，质量也有高下，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现在的城砖有的完好如初，有的却已千疮百孔。

　　康陵城砖的烧造年代从成化七年（1471年）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历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前后40多年。康陵城砖的产地主要是山东（济南府、临清州等）和江苏（应天府句容县、常州武进县等）两地。笔者曾看过一个材料，明朝从营造北京开始，城砖多是依靠漕运，所以砖窑多集中在运河两岸。那时，凡北上船只，无论官船，还是民船都必须按规定每船捎运城砖20块，以确保皇家用砖。透过这些铭文，我们似乎看到万千窑工脱坯、烧窑以及码头工人和船工不分昼夜搬运城砖辛苦劳作的场面。

　　明朝有一位只坐了一个月宝座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光宗从小就不为父皇神宗朱翊钧赏识，又几次险遭郑贵妃毒手，先是“梃击案”，后是“红丸案”，最终做了一个短命皇帝———

　　庆陵：短命皇帝来不及选址 　　明朝有一位只坐了一个月宝座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光宗从小就不为父皇神宗朱翊钧赏识，又几次险遭郑贵妃毒手，先是“梃击案”，后是“红丸案”，最终做了一个短命皇帝。因此，险恶的宫廷环境养成了光宗懦弱（郑贵妃几次加害均不深究，反为之求情）、避让（神宗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询为太子，作为皇长子的朱常洛从不力争）的性格。他一生的嗜好是贪恋酒色，以致“由此委顿”，郑贵妃派人送了一个“红丸”，就要了他的命。光宗死后与他合葬于庆陵的是王氏（天启帝生母）、刘氏（崇祯帝生母）和郭氏三位皇后。因为光宗登基一个月就“驾崩”，所以来不及选吉壤、卜寿陵。正巧，英宗复辟时被赶下台的景泰帝改葬京西金山，废弃160多年的景泰帝寿陵此时被利用起来，在原址建起了庆陵。

　　庆陵独特的排水系统和三座石桥在十三陵绝无仅有。笔者曾沿庆陵宝城西墙的排水明沟向东南方向探查，中间大约有60米是暗沟，在宝城和稜恩殿之间中心线东侧变成明沟，穿过陵园中心桥（三孔）向西，再转向南沿稜恩殿西墙到无字碑又有一座石桥（单孔），过此桥转向东还有一座单孔桥。至此，雨水从宝城经过五个大转弯才流出陵园。这段排水沟全长近300米，宝城外暗沟深1.5米，到陵园外已达3米，落差一米多，再多的雨水也不愁排不出。 　　庆陵的桥均为单联石拱桥，材质多为白石或青白石。最令游人称奇的是在桥堍（桥两头靠近平地的位置）和桥体缝隙中长出的形态各异的松柏。它们有的拱翻巨石，有的压歪桥基，然后挺直腰身蹿向蓝天。沿着排水沟望去，沟内砖缝中也是松柏成排，最大的两棵松树之间只有半米。酷暑时节，坐在桥上或沟边感觉冷风习习，参天古树，百年老桥，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沧桑之感慨。

　　崇祯帝在内忧外患中登上皇位，想“重振朝纲”，却无力回天，终落得自缢煤山，是昌平州商民募银200两，才草草下葬于田贵妃墓———

　　思陵：亡国之君草葬贵妃墓

　　从十三陵的胡庄西行5公里，就到了思陵。与其他皇陵不同的是，思陵没有高大的宝城和明楼，也看不到神路和石桥。思陵的主人是亡国之君朱由检。准确地说，它不是一座皇陵，是早亡的皇贵妃田氏墓。崇祯帝在内忧外患中登上皇位，想“重振朝纲”，却无力回天，终落得自缢煤山，是昌平州商民募银200两，才草草下葬于田贵妃墓。如今的思陵是荒冢一堆，只一组精美的“石五供”（石雕供器）陪伴着这位“庄烈愍皇帝”。如果说今天思陵的文化价值，就应该是那几通石碑了。

　　思陵共有三通石碑，陵园内明楼上一通，南墙外两通。明楼上的圣号碑上方篆刻“大明”两字，下方碑身大书“庄烈愍皇帝”。陵园南墙外的神道碑上方篆刻“敕建”两字，碑身为顺治十六年吏部尚书金之俊撰写的碑文，洋洋洒洒1500多字，字体为楷书，十分工整。距南墙20米还有一通碑。此碑上书文字已不太清楚，隐约可见“十有柒年……大明庄烈愍皇帝”等字样。但是，此碑雕刻十分精美,形象生动、华贵。

　　思陵附近还有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这就是思陵的陪葬墓———王承恩墓。此墓在思陵右前方50米，如今只剩一个直径6米的土堆，但却完整地保留了三通石碑。王承恩墓坐西朝东，东侧第一通碑高2米，正面行书刻“王承恩墓”四字，右下方注“吴下倪钦题”。此碑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基座四周浮雕十分生动，表现题材为“龙马负书”、“犀牛望月”等神话传说。第二通碑高4米，碑文800字，为清顺治帝（顺治十七年）亲自撰写。紧靠墓前的碑高2米，碑文240字，是顺治二年营建思陵时，顺治帝为褒奖王承恩“贞臣为主，捐躯以从”撰写的。此两通碑均为正楷书写，字体匀称、端庄，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这样算来，思陵共有六通碑，其中有五通碑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明末历史信息，而且从“故明累臣”金之俊，到大清开国天子顺治爷，都是当事人。他们对明亡说了些什么呢？

　　一曰“有君无臣，祸贻帮国”。总之，皇帝是好皇帝，只是没有好臣子。他们说崇祯帝是个“孤家寡人”确实不错。李自成破城时，崇祯击鼓聚群臣，一个人影也没到，只有王承恩“陪缢于旁”。但是，崇祯帝心胸狭窄、刚愎自用，特别是不辨忠奸是他致命的问题，有再多的袁崇焕也辅佐不了这样的皇帝。

　　二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顺治作为入主中原的第一位清帝，对明廷的腐败看得更清楚：“戴縰垂缨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难则苟且偷生。”“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他对于国家“治、乱”关乎“兴、亡”感慨颇多，“乱必亡”的道理讲得很深。 　　三曰“弭寇必以安民为本，安民则又以知人为本，盖永为君若臣民宝镜哉”。金之俊和顺治都分析了明末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成因，即天灾人祸失了人心。消弭人祸先要安抚人心，而能安抚人心的人，必要知人善任。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警世箴言，仍有振聋发聩、悲歌慷慨之感。

　　从宏伟的长陵到壮阔的永陵，从正在修缮的庆陵到荒冢一堆的思陵，我们捧读的是一部文化大书，一部明王朝的兴衰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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