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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司母戊大方鼎
| | |  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 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或释后）母戊”三字。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当时时局混乱，盗墓风气盛行。武官村村民自然不会忘记身居殷墟之旁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的在夜间盗掘古墓。某夜，村人的铁锹发出了“仓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
村民们忙了一夜，终因此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并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的日本人闻知此事，欲以重金购之而不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重新出土，曾作为蒋介石的寿礼，专车运抵南京，被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但当年被村民私自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是后来补铸上去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稍后，国民党政府拟将此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不易搬动而放弃此念。建国后，于一九五九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
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 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
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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