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邓琮琮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期以来有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这一状况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段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西周三代。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与走向。
从西汉刘歆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一直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年代学涉及的领域很广，和研究者大多是各自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近5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极为迅速，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相关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切为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学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建立这一时期较为精确的年代学标尺成为可能。
1995年下半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邀请在京部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科技测年专家进行座谈。此后，李铁映同志与宋健同志多次征求专家意见，联络相关部委，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５月１６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目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项目论证过程中，经过仔细讨论，根据各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确定的具体目标是：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五帝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途径
此次“夏商周断代工程”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工程”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立了九个课题，下属四十四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四个学科门类，具体说有10个以上的学科和专业。每个课题、专题，尽可能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承担，互相交流，彼此互补。很多从未坐在一起的专家，通过交流合作，提出了新问题和见解，这在推动研究的创新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自1996年春季以来，先后组织不同规模、内容的多学科研讨会达五十二次，邀请了没有直接加入“工程”工作的学者参加，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研究的途径主要是两条：
一、对于传世文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收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二、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年代测年。
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他途径取得的结果，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实施和成果
一、以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测年，琉璃河M1193、晋侯基地M8的研究与测年，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测年等，建立西周考古年代的架构。以严格的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结合“天再旦”日全食记录的证认及周初文献研究，建立了金文历谱，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
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等，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然后综合文献与金文历日的研究与天文推算，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二、根据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参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建立商代后期考古年代的架构。对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进行了天文计算和证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采用黄组卜辞周祭三系统说，与商末历日对比，推定了帝辛（纣）年代。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罚！，俄王年。
三、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东先贤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等商前期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为依据，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架构；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分界的界标。结合文献商积年的研究，提出了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四、依据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并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作了探索，结合文献夏积年的研究，估计了夏代的始年。同时对文献中夏代仲康日食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工程”提出了有多学科研究成果支撑的，满足了尽可能多条件的，与相关数据尽可能吻合的，各历史阶段年代互洽的《夏商周年表》。
这份《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西周和商后期的年表。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工程排出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中的一段空白，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学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10日星期五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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